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随着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而发生演变。近年来，经贸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绿色转型等因素促使全球产供链重构，部分产业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形成“三大中心+卫星区域”的分工格局。当前，全球产供链发展更趋多元化。同时，随着全球服务业合作深入发展，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越发明显。面向未来，各国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韧性和稳定，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科技创新推动分工格局演进
从历史进程看，科学技术的整体性突破会促进全球产供链分工格局深刻演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全球产供链从本地化生产向区域生产和贸易转变，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地理空间分离，出现从原料采集、运输、加工到销售的初步分工。英国等西欧经济强国从亚洲、非洲、美洲等地输入原材料，制成高附加值产品再出口至全球，形成“单极中心—外围”的分工格局。
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产供链出现垂直整合生产模式。交通技术的发展大幅缩短了全球贸易距离，生产分工结构逐步深化。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产值超过西欧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并逐步成为全球产供链中心。此后，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加强联系，形成资本、技术和消费集中区，外围地区作为资源区尚未深度参与全球产供链，逐步形成“中心—外围”的分工布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全球产供链出现模块化生产，跨国企业将不同生产环节布局在不同地区，以实现成本最优和效率最高。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在资本、技术、市场上高度互嵌，通过梯度转移建立“研发—制造—销售”垂直化分工体系，同时通过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扩展产供链，形成全球产供链的“核心极”。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生产成本攀升，部分生产活动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转移，建立了以服装、电子、玩具等产业为主的加工出口区，促使其逐步融入全球产供链，形成三级梯度转移的“雁阵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信、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幅降低跨境生产成本，深化了生产阶段拆解和全球空间布局。同时，众多国际机构的成立，使得国际贸易具备统一制度基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依托不断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东亚的关键枢纽。欧美形成以德国、美国为核心的深度区域垂直网络。21世纪初，全球产供链“北美—欧洲—东亚”三大中心逐渐稳固。
2010年以后，随着制造成本增加，加之经贸摩擦、地缘政治紧张等多重冲击，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其全球生产与投资布局。部分技术成熟度较高、附加值较低、对规模化生产依赖度较高的制造业环节，逐步从核心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种垂直化转移是产业生命周期的重要表现，促使全球产供链网络呈现更强的垂直分层结构。2015年之后，全球跨境资本配置向新兴经济体倾斜，2015年至2024年，新兴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全球FDI总量中的占比从25.7%上升至41.5%，2022年达到顶峰，为52.9%。其中，东南亚FDI存量的增长率达9.1%，且新增存量更多来自2018年以后，其主要来源也从欧洲地区转变为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嵌入全球产供链，通过承接制造、装配和部分中游环节，成为连接核心与外围的“卫星区域”，全球产供链逐步演化为“三大中心+卫星区域”的分工格局。
全球产供链出现新变化
近年来，国际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个别国家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全球产供链布局发生深刻调整。在政策取向上，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强化本土化布局，试图推动关键产业回流或本地重构；另一方面，各国推进多元化配置，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方式，将部分生产环节布局在地缘或政治关系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部分经济体出台政策推动产供链本地重构。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鼓励半导体、电动汽车等产业在本土投资设厂。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法案》《净零工业法案》等降低对外依赖度，建设“绿色本地工业基地”。不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监测，多数经济体产供链本土化效果并不明显，2018年至2020年，全球本土化平均比例从65.0%上升至66.6%，2024年该比例回归至2018年水平。分地区来看，相较2017年，2024年墨西哥、日本、韩国的中间品本土化比例增加，但其他区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美国、加拿大、东盟和南亚本土化比例分别下降了1.3%、1.8%、2.1%和3.3%。
全球产供链发展更趋多元化。区域贸易协定深入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美墨加协定》（USMC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强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区域内部成员相互进口中间品占总中间品比例的平均值来衡量区域化水平，2017年至2024年，欧洲、大洋洲区域化水平有所提升，东盟、南亚和东亚等地区的区域化水平有不同程度下降。北美区域化水平维持不变，但内部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中间品比例下降约3.1%，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中间品贸易有所加强。虽然欧洲和北美加强了区域内产供链联系，但更多经济体推动贸易多元化战略，2017年至2024年，不同区域从其他来源进口中间品的比例整体上升。其中，东盟从中国、欧洲和美国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分别上升4.2%、1.6%和0.9%，这表明东盟在承接部分生产环节后，仍需从外部进口上游中间品以满足生产需要。北美降低了从中国进口中间品的比例，转向欧洲、东盟、东亚和南亚；欧洲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北美的联系；东亚和南亚更多嵌入中国、欧洲和北美的产供链之中。
服务业更多嵌入全球产供链。服务业因其特性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小，近两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率普遍高于基础行业和制造业，同时，支持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显著增加，进一步带动了服务业延链。在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附加值占比（每单位制造业产品出口所包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成为衡量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的关键指标。近年来，制造业出口中商业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显著增长，并通过研发设计、技术支持、数据与管理服务等方式深度嵌入制造业产供链。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加强，成为推动服务业附加值占比提升的重要驱动力量。从来源看，境外服务业附加值占比在北美、欧洲、东亚三大中心以及“卫星区域”均有所提高，这表明跨境服务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在产供链中实现多层级、系统性传导。在“三大中心—卫星区域”格局下，制造环节的空间转移并未削弱全球分工，反而增强了服务业在跨国生产体系中的纽带作用。新兴经济体作为制造业承接地，在扩大制造业出口的同时，对境外高端服务的依赖性上升，表明全球产供链重构并非简单的回流或区域化，而是在制造业产供链多元化趋势下，通过服务业分工合作实现深度耦合。
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对外贸易是配置全球要素资源的核心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承接全球制造加工业务，逐步嵌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
不过，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也使得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入WTO后，我国加强系统性布局，推动出口贸易发展带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一是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降低贸易壁垒、完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等，构建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吸引外资和技术，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开展外贸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二是完善公共政策，在WTO规则框架下，通过调整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通过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出口结构，持续增强出口竞争力。三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推动国内国际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持续提升，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力量，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开放范围、领域和层次持续拓展，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并形成了良好的区域分工格局。沿海地区率先对接国际市场并向高端制造与服务环节升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并维持规模与成本优势，城市群和产业集群不断强化创新、设计和系统集成功能，为更深层次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有力保障。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20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国际市场份额占14.7%。与此同时，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产品从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行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新增长点。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2025年占比突破六成。
随着全球服务业合作深入发展，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持续提高。我国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现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性对接，同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服务贸易发展潜力逐步释放。2012年以来，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速6.7%，是货物贸易年均增速的1.7倍，2024年服务贸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金融、保险、电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我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RCEP生效实施以来，与成员方的货物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保持在30%以上。2023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产品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2025年增长27.1%。对东盟等新兴市场贸易额继续增长，2025年对拉美、非洲贸易额分别增长6.5%、18.4%，是巴西、智利、秘鲁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近年来，我国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高端装备、基础软件等领域的一批“卡脖子”技术实现自主化和产业化，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达到领先水平，多元化、分层次的供应链网络不断丰富，与国际市场融合度显著提升。2013年至2024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规模累计达26万亿美元。从附加值较高的一般贸易出口来看，2024年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占比约50%，中国、美国和德国位居前三，我国是全球产供链价值链的枢纽之一且地位持续升级。
全球产供链面临不确定性和挑战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不同经济体在规模、市场结构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推动产供链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
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主要依托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占据产供链价值链高端位置，通过跨国企业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标准经贸规则等，巩固其在研发、设计、标准制定以及高端服务领域的主导地位。拉美等资源型经济体则通过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嵌入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出口管制、本地化加工等方式，将资源红利留在国内，但若缺乏产业多元化和产业链延伸，会导致价值链地位固化。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其产供链水平的提升更多取决于是否具备将被动嵌入转化为内部能力积累的制度条件。新兴经济体普遍以低端制造嵌入为突破口，通过吸引外资、建设产业园区、完善基础设施等，率先进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通过学习效应和规模扩张逐步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但仍面临发展资金、技术储备不足等瓶颈，容易陷入“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
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国际经贸限制措施增多等影响，全球贸易投资走势低迷，产供链碎片化风险上升。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对跨国产供链的组织方式提出新要求。不同经济体在发展阶段、制度标准和利益诉求上的差异，使得在规则协调、风险共担和收益分配方面达成共识更加困难，贸易规则、治理体系碎片化等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构建高效可持续的全球产供链，不仅需要技术、市场层面的优化，更依赖于多边治理机制的修复、规则的包容性设计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能力的提升。
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我国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持续为世界提供质高价优、稳定可靠的产品供给，已成为全球产供链的“关键一环”。面对经济全球化逆风加剧，我国出口产品创新性提升、对外贸易新动能增强，为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全球产供链调整变化、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等多重挑战，个别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发起贸易战，不断冲击全球秩序。维护全球产供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将继续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构建高效可持续的产供链，为全球贸易体系注入稳定预期。
一是切实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我国制造业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要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关键节点的不可替代性。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的商业化应用，形成“需求牵引—技术迭代—规模扩散”的正向循环。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可控、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增强产业链稳定性。
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对全球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能力。可持续的全球化生产离不开包容性增长，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建设、产业发展合作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参与全球产供链的能力。进一步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契合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愿景，深化在新能源、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为促进更多国家经济增长、合作发展、民生改善作出积极贡献。
三是以规则协调与制度型开放提升产供链效率。推动贸易、投资、数据流动等规则协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提升全球产供链效率的关键。要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衔接，在原产地规则、技术标准互认、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提供制度供给，增强全球产供链的可预期性、稳定性。依托新能源、绿色制造等方面的规模优势和技术积累，推动绿色标准、低碳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全球产供链的应用，同时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更多国家加强产业对接合作，推动全球产供链不断提质增效。
四是完善跨区域应急协调机制。构建高效可持续的全球产供链，需兼顾效率与安全。要推动产业链“多节点、网络化”布局，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深化产能合作，强化分工协同与优势互补，防范单一节点冲击引发系统性风险。加强团结合作，倡导在更广范围内建立关键物资的合作储备与互助框架，与周边国家共享产供链价值链相关风险信息，共同制定应急预案，维护全球产供链韧性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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